到了南北朝，人们已经能够熟练、巧妙地踢毽子了。唐代释道宣《高僧传》记载：
“沙门慧光年立十二，在天街井栏上，反踢碟，一连五百，众人喧竞异而观之。佛陀因见怪曰：此小儿世戏有工。”（卷二《习禅·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传》）
碟，就是毽子，反踢就是用脚外侧踢，也叫“拐”，反踢五百下，可见脚上功夫。踢毽子甚至影响了少林寺武功，少林寺僧曾把踢毽子作为一项练武的辅助功。
唐宋时，踢毽子更加风行，技巧也更高超。《事物纪原》记载：
“今时小儿以铅锡为钱，装以鸡羽，呼为鞬子，三五成群走踢，有里外廉、拖枪、耸膝、突肚、佛顶珠、剪刀、拐子各色……。”
可知此时踢毽子有边跑边踢之法，且不光用脚踢，还用膝、腹、头耍弄毽子，“耸膝”、“突肚”、“佛顶珠”即是。宋代，由于踢毽子的人多，就产生了以卖毽子为生的小商业，南宋词人周密写的笔记《武林旧事》卷六小经纪条，列举了首都临安城（杭州）里经营各种玩具的小商业，如风筝、粘竿、毽子、鹁鸽铃、象棋、弹弓等等，并指明：
“每一事率数十人，各专籍以为衣食之地。”
明清时代，踢毽子更为普及，技艺也大为长进。清人潘荣陛《帝京岁时纪胜》记述北京民间踢毽子：
“都门有专艺踢毽子者，手舞足蹈，不少停息，若首若面，若背若胸，团转相击，随其高下，动合机宜，不致坠落，亦博戏中之绝技矣。”
《通俗编》踢毽条说：
“今京市为此戏最工，顶额口鼻，肩背腹膺，皆可代足，一人能兼应数敌，自弄，则鞬子终日绕身不堕。”
由于踢毽子趣味盎然，观之赏心悦目，故成为艺术家，尤其是民间艺术家的创作题材。花瓶上出现了匠人们绘的踢毽图，画家也把踢毽子的场面画下来，清代风俗画集《北京民间风俗百图》里的踢毽图就是现存的一幅。
踢毽子既有趣，运动量又可大可小，故踢毽者男女老少都有。尤其清代妇女踢毽子更为引人注目。一首北京竹枝词唱道：
青泉万迭雉朝飞，闲蹴鸾靴趁短衣。
忘却玉弓相笑倦，攒花日夕未曾归。
——《清代北京竹枝词》
当时女孩们爱玩名曰“攒花”，即“数人更翻踢之”的踢毽游戏，为了玩得痛快，她们脱掉裙裳，身着短衣，她们踢着，笑着，常常日落不归。清初著名词人陈维崧作了一阕《沁园春》，咏闺人踢毽子，词云：
“娇困腾腾，深院清清，百无一为。向花冠尾畔，翦他翠羽；养娘箧底，检出朱提。裹用绡轻，制同毬转，簸尽墙阴一线儿。盈盈态，讶妙踰蹴鞠，巧甚弹棋。鞋帮只一些些，况滑腻纤松不自持。为频夸猖捷，立依金井，惯矜波悄，碍怕花枝。忽忆春郊，回头昨日，扶上栏杆剔鬓丝。垂杨外，有儿郎此伎，真惹人思。”（见陈乃乾辑《清名家词》）
我们好象看到一位清代女郎在清幽的深院里踢毽子的盈盈姿态，那精心制成的毽子上下翻舞，变化多端，简直比踢球还巧妙，比下棋更有趣味。
清朝光绪皇帝的瑾妃非常喜欢踢毽子，她的侄子唐海炘回忆瑾妃踢毽子的情景：
午休后，“吃完加餐，喝完茶，瑾妃亲自带我们到御花园里走走，但更多的时间是在前殿踢毽子玩。踢毽时瑾妃要把大衣襟的下摆拉起来塞到腰搭上，和我赛着踢、对着踢。当她自己踢时，越踢越带劲，有时把毽子踢到前殿挂匾后边，这时宫女便传来小太监用竹杆弄下毽子再接着踢。姑母踢毽子的姿势很好看，前踢、后踢、左踢、右踢，雪白的鸡毛毽子，在姑母脚下来回旋转。太监和宫女们在旁边喝采叫好：‘瑾主妃踢得妙！’就这样，一直踢到进晚膳才算罢休”（《文史资料选编》第十八辑，政协北京文史资料委员会编，第177页）。
我国历史上有许多城乡有踢毽子的风俗，以至成为年节“岁时”活动。如清代北京人踢毽子多在秋冬之季，以此为“天寒时消遣之一法”。《帝京岁时纪胜》里有一首童谣：
杨柳青，放空钟。
杨柳活，抽陀罗。
杨柳发，打尜尜。
杨柳死，踢毽子。
每当杨柳凋零，天气寒冷的时候，踢毽子就热闹起来了。塞外承德更有“踢毽之乡”的美誉，旧时，几乎家家有毽，人人会踢。一到新年，人们结伴成群，上街踢毽，一时彩蝶纷飞，似闻春讯。清代广州正月十五有踢毽子会，清初文学家屈大均写的《广东新语》记载，每逢元宵节，“昼则踢五仙观，有大小，其踢大者市井人，踢小者豪贵子”（《广东新语》卷九，《事语·广州时序》）。热闹的踢毽子活动，使元宵佳节锦上添花。
虽然踢毽子在历史上被视为“不登大雅之堂”的“雕虫小技”，但由于它有益健康而又有趣，更重要的是它根植于民间，所以获得很强的生命力，千年不衰，传留至今，仍然是人们喜欢的一种体育游戏。
（本文来源于中华书局《文史知识》1984年第4期，原标题为《漫话踢毽子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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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稿 | 子 瑛
责编 | 子 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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